《南方周末》一篇关于“寒门弟子没有春天”的报道在网友中被吵得沸沸扬扬。压倒性的声音在呼喊“穷孩子永无春天是教育资源不平等的必然结果”。早在上世纪中后期，发展心理学家已经开始广泛研究经济社会地位如何对个体发展带来影响的课题。单独的“环境决定论”或“个体决定论”已经不能再解释个体发展和代际相传的复杂性，只有从环境和个体的交互作用中才能理性看待人类发展的真实画面。

　　环境决定论：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的起跑线

　　“寒门子弟有没有春天，那是社会的事儿!”环境决定论者如是说。没错，由社会经济地位带来的不平等起跑线从婴儿一出生便已存在。密歇根大学发展心理学家塔玛拉哈利(Tamara Halle)等学者发现，早在出生第9个月，相比于那些高收入家庭的婴儿，低收入家庭的婴儿在探索物体、表达能力、早期问题解决能力、物体命名能力等多个认知发展方面都明显落后。而在2岁时，这两组婴儿之间的差异更是翻倍增长。更有长达十年的追踪研究证明，儿童10岁时的家庭经济收入能够预测成年后的各种行为问题以及事业成功与否。

　　社会经济地位不是章鱼哥，为什么能有如此大的预测力?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兰德康戈(Rand D. Conger)和密歇根州立大学布兰特唐纳兰(M. Brent Donnellan)两位学者提出了两大模型来剖析社会经济地位在儿童发展中的强大力量。

　　第一个模型是家庭压力模型。低收入、负债累累、入不敷出，这一系列的财政困难必然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在心理压力升高时，人往往会出现更多的情绪和行为问题，加剧家庭矛盾，而处于高压下的父母在对子女的教养过程中也更易怒、冷漠，表现出更少的温暖。经济困难对父母造成的心理压力使他们产生了情绪和行为问题，这些教养行为作用在孩子身上，影响了儿童的健康成长。

　　另一个模型是家庭资本模型。低收入直接带来的是各种资源和资本的剥夺。婴儿时期，穷孩子没有益智玩具，没有图画书籍，没有机会学钢琴，没有机会去主题公园，这些资源的缺乏导致成长环境中有利刺激的减少，视听嗅触味觉刺激的缺乏放缓了大脑回路的形成，从而影响儿童早期的认知发展。而孩子随着进入正式的教育系统，家庭资本更直接带来教育机会的剥夺：被“超级中学”排斥在外，没有能力享受各种专业的辅导培训服务，而生活在落后闭塞地区的人们更无法与优质的教育资源进行沟通。这一模型更多地解释了寒家弟子无法在学业上出类拔萃的无奈现实。

　　个体决定论：增强弹性，主动出击!

　　不过，人不是巴甫洛夫的狗，不只是单纯对环境做出反应，还能主动地选择环境和改变环境。个体决定论者认为，动机、努力、能力、身心健康、责任感都极大地影响了个体的成功和失败。这些因素都使个体在经济困难以及生活负面环境中起到保护作用，使个体具有更大的心理弹性(resilience)。

　　这些弹性因素包括基本的生活能力、沟通能力、问题解决能力、社会支持，积极的个人品质等。爱荷华大学管理与组织学院的提摩太雅芝(Timothy A. Judge )等人发现，在控制了家庭的经济水平和社会地位后，在小学期间测试的人格测验结果能够预测成年后的收入水平，职业状态和失业率。那些责任心更高以及总体心理能力更强的儿童在成年后拥有更多的内在成就感，事业也更成功;而那些对负面情绪高度敏感的儿童则在成年后更不容易拥有成功的机会。

　　父母的个体特质及家庭教养行为也同样是一把挡住社会经济地位劣势影响的保护伞。康戈发现，面对同样的经济困难，那些更自信，相信自己有能力控制生活事件的父母能够逐渐降低客观的经济困难带来的心理压力，从而减少经济地位劣势对儿童发展的负面影响。

　　到底是社会还是个体该为穷孩子远去的春天来买单?

　　父母一代的个体特质直接影响他们的经济社会地位(个体决定论)，而社会经济地位又直接影响子女的认知水平、社会发展和成年后的事业发展(社会决定论)。这似乎是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起跑线不公平，并不代表一定就输在终点线上。贫寒出身，一样可以自我提升，增强对外界环境的主动调节和适应能力，迎来自己的春天。没有富裕的物质条件也可以把优秀的个人特质通过抚养教育的过程代代传递，栽培下一个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