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55年十一月初九，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节度使的胡将安禄山趁唐朝内部空虚腐败，联合同罗、奚、契丹、室韦、突厥等民族组成共15万士兵，号称20万，以“忧国之危“，奉密诏讨伐奸相杨国忠为借口，在范阳起兵，掀开了历史上著名的“安史之乱”的序幕。

那么，这起叛乱爆发的导火索到底是什么呢？

除了唐朝以节度使统领军队，驻守边疆，后来逐渐推广成为制度，形成了外重内轻的局面。节度使不仅拥有长期受自己控制的军队，还兼管当地的民政、财赋，很快发展成强大的地方割据势力。地方节度使能够“拥兵自重”，而安禄山身兼多地节度使，权势滔天，更加上欲壑难填，这是安禄山反叛的底气所在。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杨国忠和安禄山的人人矛盾造成的。杨国忠和安禄山处处针锋相对，在后期，此二人多次政治交锋，互有得失……杨国忠为了打压安禄山，把哥舒翰任命为河西节度使，想以此来牵制安禄山。安禄山对此觉得不能再等了，否则是坐以待毙，于是安禄山一怒之下，做出了狗急跳墙之举——造反。

当时由于李唐所谓盛世多年，上下早忘了居安思危，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军无战力，武器腐朽，在安禄山的叛军面前，自然也就不堪一击。结果，不到数月，安禄山的叛军就占据了大唐的半壁江山，随后，安禄山在东都洛阳黄袍加身，称雄武皇帝，国号燕。

而这时后知后觉的唐玄宗醒悟过来，于是调动官军平叛，双方进入胶着状态。安禄山曾一度打起了退堂鼓，但好在在部下的劝说下，还是重振精神，采取直捣黄龙的政策，一路向西进发，目标直指京城长安。

唐朝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初九（公元755年12月16日），安禄山率军一路过关斩将，冲进了长安城内。

然而，天宝年间驻扎在范阳的安禄山却领三个藩镇之兵大举对唐王朝进行攻击，一时间叛军所向披靡，唐朝东西二京洛阳和长安先后被安禄山占领，唐朝也在这次动乱中由盛转衰，一蹶不振。

可是后来在占领了长安之后，安禄山的燕军就开始瓜分唐王朝巨大的财富，所以未对逃往巴蜀的唐玄宗进行追击，从而让唐朝重新集结兵力。加之安禄山本人因为身患重病，其子还对于谁接班争得死去活来。所以浩荡一时的安禄山反叛立即就走向了颓势。按理说在这个时候安史之乱就应该歇菜了，可是在安禄山死后，又花了七年，才将叛乱彻底扑灭，这又是为何？

然而，就在这个关键的节骨眼上，安禄山的儿子安庆绪却有想法了。原来安禄山当了皇帝后，开始宠幸段夫人，在爱屋及乌的原则下，还，打算立段生的儿子安庆恩做太子 。这让安庆绪感到了危机，为此，他决定先下手为强，主动出击，除掉老爹，取而代之，自己上位。

安庆绪为此找到了一个好的枪手——李猪儿。李猪儿是安禄山的贴身服侍，跟了他数十年，一直忠心耿耿。然而，安禄山当了皇帝后，变得飘飘然起来。安禄山本身就胖，再加上长时间用五石散，目失明，肤腐烂，性暴躁。鲁迅曾在文中提过五石散：“服用金丹，肌肤易破。所以晋人的画像，见他们衣服广大，以为他们必定很舒畅，很潇洒，本来他们很苦楚，因肌肤易破，衣服不能常洗。因不洗，便多虱。”

喜怒无常的他对李猪儿经常打骂。长此一往，李猪儿也受不了了。安庆绪见状，马上用重金把李猪儿收卖过来。两人一番密谋后，李猪儿开始寻找机会亮剑了。

这天夜里，安庆绪安排停当，他负责把守门外，李猪儿在为安禄山更衣时，抽出早已藏好的刀刺进了了安禄山的腹中，安禄山挣扎了几下便魂归西天了。门外了哨的安庆绪见大事已成，冲进来找了个毛毡，慌忙卷上安禄山的尸首，就地掩藏在床下。

因为安禄山的突然死亡，浩荡一时的反叛立即就走向了颓势。按理说在这个时候安史之乱就应该歇菜了，然而，令人纳闷的是，在安禄山死后，其势力还存在了七年才灭亡，这又是为何？

首先，唐王朝内部一直在进行“内斗”。安禄山的燕军攻入长安时，唐玄宗带着自己心爱的杨贵妃往四川跑路，而身为太子的李亨则去了甘肃，并且在灵武继位，当了皇帝，遥尊老爹唐玄宗为太上皇。后来唐玄宗回来后，一直被儿子软禁起来，度过了悲惨的晚年。因为唐朝内部在进行权力斗争，也就分散了平乱的精力。同志加上唐朝东西二京洛阳和长安先后被安禄山占领，唐朝也在这次动乱中由盛转衰，一蹶不振，因此，对安禄山的叛军打击也就变“缓”了。

其次，唐军在平叛的过程中没有做好统一的指挥调度。唐肃宗因为个人上位不正，因此对于权力看得很是谨慎。为了防止一家独大，唐肃宗就派了十个藩镇的节度使一起去讨伐，结果军中又不设大哥大，结果导致十镇联军乱成一团粥。

而安禄山的叛军之所以也不乘胜追击，原因是内讧。弑杀安禄山后，其子安庆绪做了大燕的皇帝，然而随后史思明又杀了安庆绪，取而代之成了大燕的“大哥大”，后来史思明又被儿子史朝义杀了，因此，安禄山的燕军在攻克“二都”后，没有对对逃往巴蜀的唐玄宗进行强有力的追击，从而让唐朝重新集结兵力。

总之，唐军是捏着燕军“内讧”这个软柿子，前后经过了8年才结束了令人心惊的安史之乱。

据史书了解：安史之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主要包括统治阶级和人民的矛盾，统治者内部的矛盾以及中央和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等等。

经济矛盾

唐玄宗开元时期，社会经济虽然达到空前繁荣，出现了盛世的局面，但同时由于封建经济的发展，也加速了土地兼并，以至百姓多迁徙流亡。均田制破坏，均田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加之，唐朝最高统治集团日益腐化。统治阶级的腐朽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促使社会矛盾不断加剧。

阶级矛盾

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是安史之乱的直接原因。唐玄宗后期，“口有蜜、腹有剑”的奸相李林甫，把持朝政达十九年之久。他在职期间排斥异己，培植党羽，把持朝政。继他上台的杨贵妃之兄杨国忠，更是一个“不顾天下成败”，只顾循私误国之人，他公行贿赂，妒贤忌能，骄纵跋扈，不可一世。

民族问题

从五胡乱华开始，河北、中原有大量胡人。至隋唐时期，河北仍然是汉人、契丹人、奚人、突厥人等多民族杂居,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叫做“河北胡化”。

在史书中被称为安禄山、史思明“腹心”、“宾佐”和“心手”的最核心人物有高邈、何千年、许叔冀、吉温、张万顷、孙孝哲、曹将军、徐归道、独孤问俗、张休、张通晤等11人，只有孙孝哲和曹将军是少数民族。安禄山、史思明在叛乱过程中和称帝时所重用的主要是汉人。

中央和地方军阀势力之间的矛盾，则是促成安史之乱最为重要的因素。由于唐朝的均田制和府兵制被破坏，从唐玄宗起便不得不以募兵制代替府兵制。这些召募来的职业军人受地方军阀的收买笼络，和将领形成一种特殊的盘根错节、牢不可分的关系。加之，开元以后，在边防普遍设立节度使制度，他们的权力越来越大，至于“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兵甲，又有其财赋”，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